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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2日是我父親李東英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總有一種想要寫點什么的沖動。

1949年3月，我不滿2歲，李東英到東北工業(yè)管理局工作，我們全家從北京搬到了沈陽。很快他被任命為東北有色金屬管理局選礦室主任兼沈陽選礦藥劑廠廠長，直到1951年組織上送他去蘇聯學習有色金屬冶煉及科學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很少見到他，沒什么印象，只記得有一次他騎摩托車帶著我在公園兜了一圈，玩得特別開心。

1953年他第一次從蘇聯回國，這時東北人民政府已撤銷，東北有色局也隨之撤銷，他被分配到重工業(yè)部有色金屬綜合研究所任副所長（在西單大木倉，是今天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的前身），我母親去冶金報社做編輯。我們全家又搬回到北京。

1954年蘇聯部長會議做出創(chuàng)建鈦工業(yè)的決定，并在1955年建成千噸級的鎂鈦廠，隨即也開始了生產海綿鈦的研究，創(chuàng)建中國的鈦工業(yè)。之后李東英又被王鶴壽部長派到蘇聯工作和學習，主要為建立我國的稀有金屬工業(yè)。

1957年，李東英第二次從蘇聯回國后到北京有色金屬研究院主持科研，擔任副總工程師、副院長等職。為彌補我國稀有金屬工業(yè)的空白，為兩彈一星、零九工程等軍工和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等尖端技術所需要的新材料研制努力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fā)。

這十幾年的時間里，他每日早出晚歸，孩子們上學，回家做功課，他無暇顧及。記得當時有色院的警衛(wèi)工作非常嚴格，有整整一個連的解放軍，到我父親的辦公室要經過三明一暗四道崗哨，那么多年我因為給他送東西只去過兩次。父親即便下班回家了，也是在他屋里看書工作，我在我的房間里看書做作業(yè)。交集的時間本來就有限，又都各忙各的。所以后來一些記者要采訪我，想讓我談談我的父親，我都婉言謝絕了，我確實對我的父親了解得太少了，怕說不好。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所在的學校北京市第十三中學開家長會，我父親居然去參加了，到現在我腦海里還能清晰地浮現出他的影像，非常安靜地坐在教室的后排，瞪大眼睛專心地聽班主任的介紹。雖然僅有這一次，但給我印象極深。

之后文化大革命爆發(fā)。1968年我下鄉(xiāng)到內蒙古插隊。記得我臨上火車的時候，看見父親轉過身去落淚了，母親也哭了，對我說：“快走吧!”后來我才知道，當時有色院的造反派給我們家每個孩子的檔案里都加進了一份對李東英極盡污篾的政審材料，絕了我們上大學、參軍、當工人，乃至去建設兵團的路（后來這些材料按組織程序又都寄退回了有研院）。

從1968年起，我當了3年農民，5年工人，3年基層干部，4年大學生，9年技術人員，再回到北京父母身邊，已經是23年以后，父母都已經是七旬老人了。

我有幸在父母的晚年陪伴了他們，直到母親94歲和父親100歲去世，生活上悉心照料他們，但由于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他們在家對孩子們仍不談工作上的事，所以我對他們的工作內容始終感覺知之甚少。

去年9月22日，我的父親李東英去世了。按照他生前“不發(fā)訃告，不開追悼會，只通知真系親屬”的一再叮囑，只在協和帥府園一號召開一個家庭送別儀式，沒有訃告，除直系親屬外，只報告了國資委有色金屬離退休干部局（以下簡稱“有色老干部局”）局長黃利賢和始終參與照料他的有研院（實際上有色老干部局一直關注著他的病情）。

協和的靈堂都布置好了，但后來的事情就不由我們家屬做主了。送別儀式確定了9月24日在八寶山蘭廳舉行，由中國工程院轉來的唁電不斷，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還親自給我打電話轉達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悼念和慰問，交談了有十幾分鐘之久。中央和部委等有關領導同志還送了花圈。送別儀式在沒有訃告的情況下來了一二百人，其中還有從外地單位趕來的同志，有色老干部局的同志在黃利賢等局領導的帶領下幾乎悉數來認真操持，《中國有色金屬報》還在頭版刊登了專文來悼念他。

這一切，讓我們全家非常震驚和感動！

通過八寶山蘭廳這次送別儀式，以及網上大量的介紹文章，也讓我更加全面地認識了我的父親，他是千千萬萬中國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個杰出代表，尤其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黨和國家需要有更多像李東英這樣的科技工作者為國奮斗，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yè)。這也是我們第二輩、第三輩、第四輩……有色人的責任。